自2022年4月发表了一篇引发广泛关注、被转发超过百万次的文章后，我的账号便遭遇了流量限制，能够坚持到现在已是非凡的幸运。在22年下半年，隐隐感到形势逐渐不妙，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了年底解散公司的决定，选择隐退以避开潜在的麻烦。近几年我们的内容多半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虽然偶尔也能触及应有的深度，但整体的阅读量却从曾经的高峰6万+骤降至如今的2、3万。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昨晚我随手写下几句关于黄某某事件的感慨，阅读量竟然迅速冲破了10万，这样的反响让我又一次意识到公众的关注点。

在后台的留言中，大家对黄某某在经济领域的专业能力及其在任时的敢言敢为表示了一定的认可。在官方尚未公布事件具体原因之前，媒体言论如同一种无形的禁忌，不应妄加揣测。然而，不少人提及黄某某在2010年至2016年主政重庆期间，推动了网络小贷的发展，使得重庆一时间荣膺“网贷之都”之名。而在蚂蚁金服于2020年上市的关键时刻，监管措施的突然叫停，更是揭开了小贷行业的种种问题。就在两天前，宜信集团的暴雷事件及其创始人唐宁的被捕，再次将黄某某与网络贷款风潮的关联推上了风口浪尖。但无论事件真相如何，回忆被唤醒，许多网友开始关心那个已经消亡的P2P行业，还会有人拿回血汗钱吗？

距今P2P行业大规模暴雷已经过去了8年，而行业被强行终结也已逝去7年，然而往事并未烟消云散。一个行业的陨落，背后是无数普通家庭的财富受损与生活困顿。在经历了行业的清零后，宜信拼尽全力进行了转型，艰难地维持了7年，但最终仍然在漫长而旷日持久的经济低迷期中倒下。作为这场风波的亲身见证者，我想借此机会分享我对这一行业兴亡的理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UED官网

回到2010年至2011年，那时我还是一名财经记者，曾多次前往江苏泗洪、鄂尔多斯、温州、厦门等民间高利贷高发区进行实地调研。2011年9月，我撰写的一组长篇封面报道至今仍能在网上找到，简要探讨了民间高利贷肆虐的深层原因。其根本在于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需要，往往表现出“晴天借伞，雨天收伞”的本能。在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和个体户面前，缺乏抵押物和良好的信用记录，使得他们无奈只能向民间借贷。资本的逐利性使那些愿意放款的借贷者意识到坏账率的高风险，因此通过收取更高的利率来抵消潜在的损失。然而，过高的利率往往会摧毁本就脆弱的借款人，他们在经济压力下可能被迫退缩，甚至导致暴力催收与社会问题的暴发。

在2011年，这些问题愈演愈烈，环境因素更是推波助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大举放水导致了全球性通货膨胀，而中国当时还未能适应快速的产业转型，受益于低端制造业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则是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价格的飙升，加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使得融资环境变得日益艰难。这一系列因素致使以浙江为代表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飘摇不定，生存危机显现。它们不仅担心失去订单，更害怕在接到大额订单后，因管理不当而面临巨额亏损，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迫使它们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

再加上借贷需求的急剧上升，利率水涨船高。普通高利贷的月息一般不超过5分，但在温州，高利贷月息曾一度达到1毛，甚至1毛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而对许多中小企业而言，年毛利润率仅在3%-5%之间，这般借贷如同饮鸩止渴。许多借款人心知肚明，借高利贷是绝路，而不借高利贷则是等死。在这样的心态下，宁可冒险也要活下去。我的当时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历过四轮高利贷风波，每次都是在银根紧缩、银行惜贷背景之下发生的。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打破金融垄断，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民间资本筹建民营银行，并对民间借贷机构进行严格监管。简单来说，关键在于“疏堵结合”，将无法遏制的市场需求呈现出来，并保证规范经营。 UED官网

这一理念在我采访宜信的经历中得到了印证。作为一名财经记者，我第一次接触这家公司时，正好采访了刚成立的厦门营业部经理。对于中国网贷的“先行者”，市场上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如果按最传统的P2P标准来看，每笔借款的出借人与借款人是一一对应的，平台仅作为中介，公开清晰地赚取通道费，不干预资金流动。而很早成立的人人贷则符合这一标准。然而从更广义的P2P角度出发，于2006年成立的宜信可以说是行业的开创者。彼时，尚未有P2P的概念，宜信的做法是唐宁及其高管以自然人的身份借钱，并进行债权的拆分与打包，以固定利率的理财产品向投资者出售，资金也依然打到唐宁个人账户。

这种做法虽然在当时不算非法，但却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走了法规的灰色地带。尽管宜信并未直接触及金融监管的红线，民间借贷若为自然人间借款，额度未超四倍利率便是合规之举，然而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道德和风险的双重考验。正因如此，宜信迅速膨胀，成为行业佼佼者，而我作为记者，也在同行中多次受邀与这家公司互动。